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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大千毀壞敦煌壁畫之謎

时间:2014-10-16     【转载】

上世紀40年代,張大千率眾弟子遠赴敦煌,臨摹敦煌壁畫。正在張大千聲譽日隆、人氣極高之際,傳出了他在敦煌破壞壁畫的消息。張大千在敦煌究竟有沒有毀畫?如果有毀畫之舉,又是為何?


  1941年3月,張大千率領弟子與家人離開成都,遠赴敦煌,埋首藝術。在此之前,他對老友熊佛西說:“去敦煌,要安營扎寨住下來。搞不出名堂,不看回頭路。”這一去,到1943年11月才重返成都。在敦煌期間,張大千整理文物,為洞窟編號,臨摹壁畫276幅,這一切,均是在物質條件極端艱苦的情況下完成的。敦煌之行,開拓了張大千的眼界,對他的畫藝長進幫助甚大,其繪畫風格的變化,就是從敦煌之行后開始的。


  張大千離開敦煌后,曾在蘭州舉辦過一次畫展,反響極大。年底回到成都,又于正月初一,借提督街一家銀行大樓舉辦“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”,被譽為藝術盛事。此間,他還出版了《大風堂臨摹敦煌壁畫第一集》,擴大了敦煌藝術的影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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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3年的榆林窟(羅寄梅攝),圖中人物為張大千先生


  許多人是通過張大千的畫作才認識敦煌壁畫的,并為這沙漠中寧靜卻躍動的美而感嘆。陳寅恪高度評價張大千的敦煌之行:“敦煌學,今日文化學術研究之主流也。大千先生臨摹北朝、唐、五代之壁畫,介紹于世人,使得以窺見此國寶之一斑,其成績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圍。何況其天才特具,雖是臨摹之本,兼有創造之功,實能在吾民族藝術上,另辟一新境界。其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事,更無論矣。”

  張大千聲譽日隆、人氣極高之際,傳出了他在敦煌破壞壁畫的消息,致使他的敦煌之行毀譽參半。張大千在敦煌究竟有沒有毀畫呢?如果有毀畫之舉,那他為何要干如此這般的蠢事呢?對此,有以下幾種解說:


第一、張大千為覓畫而毀畫


  張大千率弟子們在第20號窟臨摹,注意力集中在一幅五代壁畫上,目光偶然落到右下角,看見早已剝落的一小塊壁畫下面,內層隱隱約約有顏色和線條,他認為畫的下面還有畫。當天晚上,張大千到上寺請教老喇嘛,老喇嘛說:“我幼年進廟時,老法師帶我去看壁畫,曾經對我說,莫高窟到處是寶,畫下有畫,寶中有寶。”


  張大千和弟子們商量后,決定打掉外層,尋找里面的藝術珍品。他把外層的五代壁畫臨摹下來,然后剝落外層,下面果然是一幅色彩艷麗、行筆敦厚的盛唐壁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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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大千陪于右任觀賞壁畫時,隨行人員不慎毀畫


  重慶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和高一涵在西北視察時,繞道敦煌,與張大千共度中秋。于右任的隨員、敦煌當地人竇景椿在《張大千先生與敦煌》一文中憶述道:


  我隨于右老由蘭州前往敦煌,及駐軍師長馬呈祥等人。記得參觀到一個洞內,墻上有兩面壁畫,與墻壁底層的泥土分離,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,并有挖損破壞的痕跡……從上面壞壁的縫隙中,隱約可見畫像的衣履,似為唐代供養人像,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釋,右老點頭稱贊說:“噢,這很名貴。”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開壞壁一睹。當時縣府隨行人員,為使大家盡可能看到底層畫像的究竟,手拉著上層張開欲裂的壞壁,不慎用力過猛,撕碎脫落,實則因年久腐蝕之故。


第二、張大千指使馬呈祥的士兵打掉外層壁畫


  壁畫毀壞的消息很快傳到了陪都重慶,國民政府行政院立即發電報給敦煌縣長要求查明情況,并“轉告張大千君,對于壁畫,毋稍污損,免茲誤會”。張大千在結束臨摹途經蘭州時,曾遭到國民黨軍事檢查站的檢查。5年后,張又被甘肅省參議會的郭某等人以盜寶及破壞壁畫為名控告,但沒有查到真憑實據。竇景椿在文章中為張大千辯護道因:

  適有外來游客,欲求大千之畫未得,遂向蘭州某報通訊,指稱張大千有任意剝落壁畫、挖掘古物之嫌,一時人言嘖嘖,是非莫辨。


  對于敦煌壁畫被毀,張大千是否應該承擔責任?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呢?一種看法認為:張大千為一己之私,漠視珍貴的古文物,他的行為從客觀上講,是對敦煌藝術的破壞。另一種看法認為,不論張大千是否破壞壁畫,我們首先要搞清敦煌這兩幅壁畫是否應該被打掉。


  敦煌石窟的墻壁,是由戈壁灘的石子堆砌成的,在壁上畫畫,先要在石墻表面涂上泥巴、石灰,鋪成墻壁。敦煌壁畫,由北魏到宋,歷代前來求神祝福者甚多,前人在墻壁表層畫滿了,后人在墻上再鋪一層泥巴、石灰,繼續畫,經歷若干朝代,而今敦煌的墻厚厚的,形成了好幾層壁畫。1981年《旅游天府》第2期發表了石湍的《張大千并未破壞敦煌壁畫》一文,作者自稱在敦煌莫高窟工作10多年,據他親眼所見,張大千不僅沒破壞過敦煌壁畫,相反對恢復和整理敦煌壁畫藝術作了不容否認的貢獻。


  著名的書畫鑒定家謝稚柳在接受記者訪問時,也提到這件事。他說:我到敦煌之前,這兩幅壁畫的外層已經給張大千打掉了,所以我并沒有親眼看見打掉的過程,……要是你當時在敦煌,你也會同意打掉的,既然外層已經剝落,無貌可辨,又肯定內里還有壁畫,為什么不把外層去掉來揭發內里的菁華呢?


  謝稚柳從唐代郡縣設置情況及“墨離軍”((唐代一大軍鎮)等資料判斷“此窟當始于天寶五載(公元746年)后,成于十四載(公元755年)前”。謝稚柳在回答記者時說:“這幅壁畫對考據唐代藝術幫助很大。”謝稚柳的話是有權威性的。


  張大千并不避諱此事,在《臨摹敦煌畫展覽目次》中也曾敘述此事:莫高窟重遭兵火,宋壁殘缺,甬道兩旁壁畫幾不可辨認。剝落處,見內層隱約尚有畫,因破敗壁,遂復舊觀,畫雖已殘損,而敷彩行筆,精英未失,因知為盛唐名手也。東壁左,宋畫殘缺處,內層有唐咸通七載(公元866年)題字,尤是第二層壁畫,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,已兩次重修矣。


  顯然,張大千認為果斷地“破壁”,對研究敦煌壁畫藝術史的斷代問題有所貢獻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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